若考虑但书的规定，判决一项法律违宪至少须8名大法官同意，且由此反推，8名大法官同意的情形下至少要有12人参加评议，与不考虑但书的情况相比，后者的门槛要高出许多，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法官发挥功能。
从此意义上说，法律系统是具有自主性（Automomie）的。这意味着法律系统是有学习能力的。
只有法律才会运用这样的编码形式，也只有采取这一符码形式的沟通才是能够被法律所识别的沟通，从而成为法律沟通。特别是在行政变革带来的认知挑战之下，行政法混淆行政与法的趋势不减。在纲要化的层次上，法律同时是封闭和开放的：就规范只能从规范中获得这一点来说，它是封闭的。但这些用处与成就是否就是行政法的功能呢？语境中的行政法（administrative law in context）对政府改革和行政实践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也让学者们了解规范体系下的行政法和运用中的行政法存在着环境[9]的差别。Close and Open: Dual Natur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Administr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Liu yi(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Abstract: The inner view is necessary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ministration and law, which means that the practice of administrative law should hold the open cognition and maintain the closeness of legal norm.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way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 of administr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 The administrative law maintain the closeness by the means of coding, and achieve the cognitive openness by the means of programming.Key word: Niklas Luhanmm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Coding Programming注释:[1]刘艺：《行政法的知与无知》，《宪法与行政法论坛》第三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
因为这些问题与法律功能并不直接相关，而与法律成就期待相关。[23] [德]尼可拉斯·鲁曼：《生态沟通：现代社会能应付生态危害吗？》，汤志杰、鲁贵显译，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19-220页。按照林肯的表述：如果不违反美国宪法，其他的法律就会变得无法执行，而且政府也四分五裂的时候，难道不能违反宪法吗？但即使在合法的宪法中断时刻，也并非仅仅因为什么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神话。
中世纪的管辖权和治理权之分则建立于单纯的政治机构（国王与法官之间）的对立上，但单纯的政府机构之间的权力争斗往往容易失衡。分散的社会会使得国家无法形成真正的统治中心或者说成为真正的国家，这时候的政治制度就可能是欧洲历史上的等级会议而不是议会。稳定的宪政秩序，必须依靠一种整合社会层面的力量--以及人民的意志--的结构和机制来制衡政府权力。麦基文这里的法律性，是指法律的观念、或曰权利义务的观念，不是指一种实定法的规范，也不是指伦理道德的观念。
在共同体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有必要授予国家机构以更大的权力，危急的状况越严重，对最高权力的限制就应该越少。麦基文这里的对政府的法律限制，应该理解为对最高的和最后的政府权力、体制性的政府权力的限制，而不是对与体制无关的、底层政府机构的权力的限制。
有多少对于最高权力的限制形式，就有多少形式的宪政。专制主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完全可以有效地整肃吏治，并做到社会层面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至于这个自由是个体的自由、还是封建贵族的自由、抑或阶级的自由，那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这种中世纪的宪政更与资产阶级、与个人主义诸种概念无关。
中国现在的问题并不能因此归结为宪制（宪法实施）和宪政之争，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中国宪法是一个矛盾体：宪法中的有些规范与宪政的要求相冲突，有些规定却符合宪政的基本要求。从字面上来看，着眼于以权力结构规范权力的宪政（词根constitution，本义就是结构），是指权力行使的外貌，民主则是指权力的来源，是指人民的意志形成最高权力。1946年的民国宪法也有明显的反宪政因素，但这并不影响这部宪法作为台湾宪政的基础。弗莱纳在说法院是最好的人权保护机构的时候，其实就是说违宪审查是最好的人权保护制度：违宪审查就是司法权对于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监督，由法院保护人权，就是由法院监督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运行。
说宪政建立于归属个体的权利之上，没有合法和正当地选举产生的议员，即人民代表者，则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上的宪政（赵楚语） ，那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分裂的社会会使统治阶级面临强大的内部压力，这种压力必然会造成统治阶级的凝为一体而不是互相牵制。
城管执法、食品监管、环境整治这些具体权力的缺乏制约的问题，首先是一个形式主义法治缺乏的问题，而不是宪政的问题。有结构的权力、也即排除专横意志的权力，未必来源于人民的意志，由人民的意志形成的权力，未必不是专横的权力。
议会必须是人民的代表，为了防止议会的异化、也即蜕化为某种专断的意志，议会主要限于立法而不能同时掌管行政权，而且议会必须是间歇性的、不能成为常设的机构。现代宪政和古代宪政都着眼于对自由的保护，但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是指一种建立在抽象的人的基础之上的、鼓吹人人平等的个体自由，而不是局限于特定阶级（贵族阶级）的、区分为各种等级的封建自由。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形态都适合于议会制。由人民选举出的议会，就是这种结构和机制。违宪审查制度则意味着法律或者说借由司法机关作为法律的象征来完成对于权力的根本控制。它的反面是专断，即恣意而非法律的统治。
没有人民意志对于政府权力的制约，司法机构不可能有效地控制政府。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相同的宪政理念，但各个国家肯定有着不同的宪政道路。
人民对抗政府权力的根本依据在于人权、亦即是个体的自然权利。有效的议会制以强大的、脱离于国家控制的、具有必要的整合度的社会为前提。
自由劳动力的需要，意味着（形式的或消极的）人权的原则成为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阶级团结--资本家和工人的最基本的团结是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石--决定了社会不至于过分分散和对立。但这并不表明只有自由资本主义才能实行议会制，也不表明议会制永远对资产阶级有利。
自由的第一个含义，就是免于干涉、特别是免于政府权力的干涉，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意味着自由的末日。四、联邦制和违宪审查：现代宪政的完成在继受欧洲已经广为认可的人民主权、代议制、权力分立和人权保障等原则的基础上，美国第一次在理论和实践上证成了联邦主义--包括联邦制和地方自治--的根本意义：对政府权力的控制不但应通过社会权力（人民主权和公民权利）和中央政府权力的分割（三权分立）来实现，而且还必须对政府权力和社会权力进行纵向分割。事实上，开设议院并由议会垄断立法权，并藉此实行法律的统治，构成所有的从专制主义走向有效的宪政主义的第一个步骤。但公法和私法的区分与资本主义、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代议制）、三权分立和个人主义都没有关系。
这些议会制的基本原则，就是法国人权宣言中表述的，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不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集体的价值必须建立在个体价值的根基之上，宪法中断的证成理由仍然在于个体的自由，只是这时候的个体自由，不再局限于个体之间的区别，而是更着重于个体之间的社会联系，以及个体自由所依赖的社会条件。
按照弗莱纳的说辞：对法官的信任是基于法院的制度和程序。规范意义上的宪政也就是宪政主义、或者说宪法的实质，这时候的宪政是一种应然性质的的思想和理念。
反宪政派的杨晓青所言的为西方国家所特有的新闻自由、人权无国界，以及作为宪政的核心必有制度的私有制、多党竞争轮流执政、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和军队国家化、中立化，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市场经济、宗教信仰自由、议会审议和批准财政计划这些非关键性的制度元素，都是个体自由的必然衍生物。宪制是对实定法的落实，宪政主义则是不能由实定法框定的理念。
按照罗文斯坦的规范宪法、名义宪法和语义宪法的宪法分类，只有在规范宪法的情形下，才会同时具备宪制和宪政主义。由于人类第一个创造出系统的法律思维方式的是古罗马人，所以麦基文认为古希腊的那种宪政，即局限于事实的层面、缺乏规范的意义的宪政，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政。这就是所谓合法的宪政中断。经验表明，这种机构，即使充斥着平庸之才，也很少有受权力支配的危险，因为这种利益与法院的程序无关。
按照美国学者麦基文的定义，宪政有着亘古不变的核心本质：它是对政府的法律限制。宪政的根本点是法律对权力的控制，人民主权、三权分立和联邦主义虽然都以公民权利为基础，但这些制度一直是通过政治手段、也即通过各种政治力量的角力来成为现实的。
如果社会本身是分裂的，如雅典斯巴达的奴隶社会，或者社会是分散的，如西欧封建社会，或者社会完全由政府所控制，比如奉行绝对皇权的东方专制主义，都不可能建成代议制。宪制（宪法实施）与宪政主义的区别宪政（constitutionalism）包括规范的意义和描述的意义两个层面，这两层含义都不同于作为一套法律文件的宪法典。
斯塔尔夫人的名言，在法国，自由是古典的，专制才是现代的，其中的自由完全可以替换为宪政。国家必须与经济保持距离但又不能完全站在经济领域之外，促使了保护资本主义经济的法律制度的建立，这又使得国家对于社会保持某种超然性同时又必须接受社会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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